毛皮贸易在古代全球经济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尤其是在欧亚大陆和北美地区。从16世纪到19世纪，毛皮贸易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还对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下是对古代毛皮贸易规模和影响的一些介绍：

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因其寒冷的气候条件，动物毛皮质量极高，尤其是紫貂皮，深受欧洲市场的喜爱。西伯利亚被称为“毛皮王国”，拥有丰富的毛皮资源，包括紫貂、狐狸、貂鼠、松鼠、海狸、狼、海獭等。17世纪30-50年代，俄国从西伯利亚获得了394,600张紫貂皮，价值600,600卢布。西伯利亚每年可供应200万张松鼠皮、20万张白鼬皮、5万张北极狐皮等。1653年，俄国经阿尔汉格尔斯克向西欧输送了总额为98,059卢布的西伯利亚毛皮，其中紫貂皮价值64,857卢布，占毛皮出口额的66.15%。

欧亚内陆的另一条毛皮之路是一条连接中国、俄罗斯乃至欧洲国家的重要贸易通道，主要用于运输欧洲所需的珍贵毛皮，如海狸、水貂等。16-18世纪，欧洲各国对毛皮的需求非常旺盛，这使得欧亚内陆毛皮之路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货运通道。17世纪，欧洲毛皮行业的中心迁移到了荷兰、法国和英格兰，通过欧亚内陆毛皮之路运来的毛皮主要进入了荷兰和法国。贸易商们经常使用马、骆驼和马车，这些动物在欧亚大陆上行进较为容易，因为路程大多是荒漠或较为平坦的地形。

北美地区的毛皮贸易则是随着中国对毛皮需求的增加，18世纪中期北美西北海岸的毛皮贸易逐渐兴起。1785年，英国商人詹姆斯·汉纳首次将北美西北海岸的毛皮运往中国广州销售。1804-1829年间，美国商人运往广州的毛皮总数超过184万张，总售价不低于800万西班牙元。毛皮贸易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包括猎手、皮革工匠、商人、船员等，缓解了社会失业问题。同时，毛皮贸易对土著人口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经济影响，导致了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和部落关系的重新调整。通过引入传染病，如天花、麻疹和流感，毛皮贸易对土著人口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而在稍早时候，中国当时的清政府与西域的准噶尔部的毛皮贸易在1740年至1752年间，在肃州与准噶尔部的五次贸易中，准噶尔商携带的毛皮数量巨大，每次交易的毛皮数量达数十万张。例如，乾隆八年吹纳木商队前往内地东科尔进行互市贸易，携带毛皮20余万张，其中沙狐皮、黄狐皮、羊羔皮等达13万余张，占贸易总额的70%以上。

古代毛皮贸易在欧亚大陆和北美地区都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对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7世纪，俄国通过征服西伯利亚地区，建立了庞大的毛皮贸易网络，每年从西伯利亚获得大量毛皮，价值高达数十万卢布。在北美地区，18世纪的毛皮贸易迅速繁荣，尤其是北美西北海岸的毛皮贸易，成为跨太平洋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18世纪清政府与准噶尔部的毛皮贸易也极为活跃，每次交易的毛皮数量达数十万张。这些毛皮贸易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还对社会结构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