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巧

来源：《世界历史》2021年第1期

17世纪是俄国拓殖西伯利亚的重要时期，亦是西伯利亚毛皮贸易的黄金时代。1598年占领西伯利亚汗国之后，俄国东扩势力并未停下脚步。为了将西伯利亚地区纳入版图，占有那里的毛皮资源，大批毛皮商和狩猎者在政府的支持下越过乌拉尔山，成为俄国拓殖西伯利亚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毛皮贸易的发展加速了俄国人向西伯利亚拓殖的历史进程，西起乌拉尔山脉、东至太平洋沿岸的广袤土地很快成为俄国毛皮贸易的商品供应基地。

关于毛皮贸易与17世纪俄国的西伯利亚拓殖运动问题，国外学者已取得一些重要成果。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俄国学界关于毛皮贸易与西伯利亚拓殖运动的研究多散见于通史类著作中。德裔历史学家、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格·弗·米勒在结束1733-1743年北方大考察以后，以档案文献和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撰写了俄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西伯利亚史的学术著作——《西伯利亚史》，其中不乏与17世纪西伯利亚毛皮贸易有关的法令。此后，以尼·米·卡拉姆津和尼·伊·科斯托马罗夫为代表的俄国历史学家充分肯定西伯利亚毛皮资源开发对俄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但对毛皮贸易与西伯利亚拓殖运动之间关系的分析略显不足。苏联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或注重于西伯利亚毛皮业的探讨，或聚焦于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苏联学者称俄国对西伯利亚的拓殖为“迎着太阳”的运动，即视毛皮商和狩猎者为西伯利亚“新土地发现者”，实际上在为沙皇俄国扩张政策辩护。苏联解体之后，一些俄罗斯学者受美国“边疆学说”影响，将俄国对西伯利亚的拓殖与美国的西进运动进行比较分析；另有部分学者重新审视了哥萨克在西伯利亚毛皮贸易或拓殖运动中的作用，或从法律视角解读俄国政府的西伯利亚毛皮贸易政策，等等。总体而言，俄罗斯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趋于多元化，但很少从毛皮贸易的角度考察俄国的西伯利亚拓殖运动。在欧美学界，大多数学者将研究重心放在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征服上，仅有雷·亨·费舍尔等少数学者论及毛皮贸易与俄国拓殖西伯利亚的关系问题，然而却未深入剖析毛皮贸易与西伯利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我国史学界对世界毛皮贸易史的研究多侧重于北美毛皮贸易，较少关注北亚毛皮贸易。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史学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厘清17世纪西伯利亚毛皮贸易与俄国拓殖西伯利亚的关系，探究毛皮贸易的兴衰对西伯利亚乃至俄国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以期为对俄罗斯及其东部边疆历史的认知提供一个新视角。

一、西伯利亚毛皮贸易的勃兴

西伯利亚拥有得天独厚的毛皮资源。16世纪末，鉴于欧俄地区毛皮资源日渐衰减，加之西欧对毛皮的庞大需求及毛皮贸易可观利润的刺激，俄国人展开了对西伯利亚毛皮的狂热追求，毛皮贸易遂成为俄国人拓殖西伯利亚的重要方式。西伯利亚毛皮贸易的勃兴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丰富的毛皮资源是西伯利亚毛皮贸易迅速兴起的先决条件。西伯利亚素有“毛皮王国”之称，在乌拉尔山以东至楚科奇半岛的广袤区域生存着紫貂、狐狸、貂鼠、松鼠、海狸、狼、海獭等种类繁多的毛皮动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伯利亚是世界著名的紫貂产地。由于缺乏相关记载，西伯利亚紫貂的具体数量难以估计，但无疑是巨大的，这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在每年的捕猎季（10月至次年4月）一名优秀猎手能够获得120-280张紫貂皮。其二，西伯利亚紫貂皮交易量不可胜算。仅以毛皮交易中心大乌斯丘格为例，1642-1647年，该市场平均每年出售9579张紫貂皮。考虑到欧俄地区拥有数十个类似的毛皮交易中心，可以想象西伯利亚紫貂资源之丰富程度。其三，俄国每年从西伯利亚获得丰厚的紫貂皮收益。以17世纪30-50年代为例，俄国人从西伯利亚获得了394，600张紫貂皮，价值600，600卢布。西伯利亚其他种类的毛皮数量更为惊人。据俄国学者帕·尼·巴甫洛夫统计，17世纪西伯利亚每年可供应200万张松鼠皮、20万张白鼬皮、5万张北极狐皮等。

其次，欧俄地区毛皮资源的枯竭加快了俄国人越过乌拉尔山脉寻找新毛皮产地的步伐。毛皮贸易是俄国传统的经济活动。基辅罗斯建国之前，整个东欧平原为一片茫茫林海，栖息着大量珍贵的毛皮动物。10世纪至13世纪中叶，基辅以“欧洲毛皮贸易仓库”著称。实际上，基辅高质量的毛皮除了远销拜占庭帝国和西欧之外，亦是伏尔加-保加利亚、阿拉伯帝国等伊斯兰国家的抢手货。14-15世纪，诺夫哥罗德几乎垄断了西欧的毛皮供应，将毛皮产品大量销往吕贝克、汉堡、伦敦、布鲁日等城市，成为西欧毛皮产业中心。16世纪初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之后，毛皮依旧是俄国出口贸易的主打商品。然而，经过俄国人几个世纪的肆意捕猎，16世纪下半叶北德维纳河流域和伯朝拉河附近的毛皮资源已趋于枯竭。为了继续向海外市场供应数量充足的毛皮商品，17世纪以后俄国毛皮兽捕猎活动基本上转移到西伯利亚地区。

再次，毛皮的高额利润驱动着西伯利亚毛皮贸易的兴起。毛皮的价格取决于品种与质量。在西伯利亚品种繁多的毛皮中，以紫貂皮最为高档。紫貂皮奢华轻柔，色泽光润，绒毛密实、经久耐用，历来属于毛皮中的珍品，享有“软黄金”“裘中之王”“金羊毛”等美誉。由于拥有极高的保值增值功能，紫貂皮的价格愈益昂贵。17世纪，每索罗克紫貂皮的平均售价从20年代的32卢布涨至40年代的57卢布，到80年代高达104卢布。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紫貂皮的价格翻了3倍多，有的甚至开出400-1000卢布的天价（当然，价值超过400卢布的紫貂皮仅是凤毛麟角）；各类狐皮的平均价格为每张0.75卢布，但优质玄狐皮的价格甚至高于紫貂皮，每张10-50卢布；再者为貂鼠皮，每索罗克10-20卢布；松鼠皮则是西伯利亚最常见的毛皮种类，每1000张仅售价7-20卢布……毛皮的高昂价格触碰着幻想一夜致富的社会底层及一些商人、渔猎者的每一根神经，成为他们竞相涌入西伯利亚的强大动力。

最后，毛皮凭借自身所代表的特殊含义而成为人们梦寐以求的物品，毛皮市场因而久盛不衰。毛皮作为一种奢侈品，向来是人们身份和社会地位之象征。在俄国，统治者经常将毛皮作为礼物赐予王室成员、有功之臣、宗教人士或外国君主，以维系统治阶级内部团结、巩固对外关系。譬如，为了假借神圣罗马帝国之手遏制奥斯曼帝国，1595年沙皇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赠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价值40万卢布的毛皮，作为援助后者对土耳其作战的费用。俄国政府利用毛皮的外交价值，既加强了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关系，又达到削弱竞争对手之目的。正是毛皮的特定寓意与功能使毛皮贸易在西伯利亚乃至俄国经济中处于显要地位。

在中世纪西欧，毛皮是社会上层的专属品，深受特权人士和富裕阶层的青睐。英王爱德华三世曾颁布法令：只有国王、王后及其子女、高级教士、伯爵、男爵、骑士、贵妇以及年薪100里弗圣俸的教士才有资格穿戴珍贵皮草，违者将受到国王的任意处罚。换言之，统治者以法律形式剥夺了被统治阶级享有毛皮的权利。地理大发现之后，由于美洲金银的大量流入，西欧商业发展获得了持久动力，“限奢令”已经无法阻止人们对毛皮的追求。经济的繁盛和财富的增长为毛皮服饰在西欧社会的广泛流行创造了条件。当时，新贵族视皮草为彰显尊贵身份的重要方式，中低产阶级亦趋之若鹜：穿戴皮草主要为了炫耀，并非为了保暖。质量优良的西伯利亚毛皮成为西欧上层社会争先抢购的奢侈品。1673年，“汉堡商人将俄国水貂皮抢购一空，然后制成畅销德意志的女士帽子，以至于俄国人竟然没有水貂皮服饰可穿戴”，这样的描述虽含有夸张成分，但折射出西欧消费者对西伯利亚毛皮的钟爱。

在上述因素推动下，西伯利亚毛皮贸易蓬勃兴起。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西伯利亚毛皮资源，以波索夫、斯科雷宾、沃雷帕耶夫、菲拉季耶夫、尼基京为代表的商人家族经常斥巨资组织大型渔猎远征队直接猎杀毛皮动物。例如，1642年6-7月，波索夫兄弟的代理人托尔斯多日科霍夫在雅库茨克组织了一支由17人组成的捕猎队伍，携带价值650卢布的物资装备前往维季姆河捕猎。一时间，大大小小的狩猎组织纷纷涌现于西伯利亚各毛皮产地。1642年，超过三千名狩猎者向东横渡勒拿河，其中共有839名紫貂狩猎者留在雅库茨克附近活动。1620-1680年，共有15，983名狩猎者活跃于曼加泽亚、叶尼塞斯克和伊利姆斯克地区。由于毛皮动物狩猎业的迅猛开展，从鄂毕河到勒拿河流域的辽阔地区出现众多大小不一的紫貂猎场。

除了雇用职业猎手捕猎毛皮动物之外，欧俄商人还活跃于西伯利亚各大毛皮市场。1637年，斯科雷宾分别在曼加泽亚、叶尼塞斯克采购了3506张、2645张紫貂皮；1659年，沃雷帕耶夫家族从雅库茨克购买了价值6882卢布的紫貂皮。菲拉季耶夫家族更是屈指可数的毛皮巨头之一。1636年，菲拉季耶夫家族购买了价值9000卢布的上等毛皮；1690年，该家族的毛皮及其他商品交易额高达16，000卢布。中小毛皮商的交易规模较小，一般为200-300张紫貂皮。例如，1643年，商人苏汉·伊万诺夫在奥列尼奥克集市采购了291张紫貂皮，瓦西里·库罗奇金则购买了260张。因此，不管是富商大贾还是中小商人，均可从西伯利亚紫貂皮贸易中积累可观的财富。

西伯利亚土著居民亦卷入毛皮贸易中。俄国人到来之前，西伯利亚本地人猎杀毛皮动物主要是为了满足日常之需，然而俄国人出现之后，西伯利亚土著居民视俄国商品为财富、地位之象征，越来越依赖欧俄商品。由于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生产力水平落后，当地人与外界联系较少，难以理解毛皮对俄国人的重要性，对于西欧对毛皮的需求情况毫不知情。他们认为毛皮仅是一些常见且不值钱的物品，因而乐此不疲地用毛皮换取俄国人的廉价商品，甚至出现“用18张紫貂皮换取一把斧头”的现象。简言之，交换双方均认为自己用不值钱的物品换回了贵重的商品。另有一部分西伯利亚农民将自己猎取的毛皮拿到市场上出售。1640年，曼加泽亚农民格里戈利耶夫、西多罗夫和费多罗夫运至大乌斯丘格市场的紫貂皮分别为777张、640张和123张（包括70张带脐紫貂皮在内）。从毛皮交易量可以判断，这三名农民很可能已经脱离农业，转变成职业商人。

在西伯利亚毛皮贸易催生下，毛皮交易市场如雨后春笋般遍布于俄国大城市。17世纪，欧俄地区比较重要的毛皮交易中心数莫斯科、阿尔汉格尔斯克、大乌斯丘格、索利维切戈茨克等。西伯利亚毛皮进入这些市场之后，再转销俄国其他城市或者出口国外。以莫斯科为例，1691-1696年，西伯利亚共向莫斯科输送91，214张紫貂皮、38，005张带尾紫貂皮、3689张带脐紫貂皮、8296张狐皮、14，536张北极狐皮、306，119张松鼠皮和5890张白鼬皮。可见，在17世纪末西伯利亚紫貂日益减少的情况下，莫斯科市场仍是西伯利亚贵重毛皮最重要的集散地。

17世纪，作为俄国与西方进行经济联系的最大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成为西伯利亚毛皮销往西欧的枢纽与门户。当时，从西欧运来的工业品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卸载，然后销往俄国各大城市和西伯利亚地区，存放于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西伯利亚毛皮再随商船返回西欧市场。17世纪四五十年代，即西伯利亚毛皮贸易鼎盛时期，经阿尔汉格尔斯克出口到西欧的毛皮总值曾高达200，000卢布，约占该港口商品出口总额的一半。从17世纪下半叶起，出于提防欧洲人借道西伯利亚探寻通往中国之路、向东方探险及捕猎毛皮动物的考虑，俄国政府将毛皮出口业务局限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及其他为数不多的边境城市。俄国每年经该港口向西欧输送数十万张西伯利亚毛皮，促使阿尔汉格尔斯克成为俄国人与西欧商人进行大宗毛皮交易的北方基地。

当时，西欧是西伯利亚紫貂皮的最大买家。根据1647-1655年出使莫斯科的瑞典商业代表罗杰斯的报告，1653年俄国经阿尔汉格尔斯克向西欧输送了总额为98，059卢布的西伯利亚毛皮，包括23，160张紫貂皮、18，742张带脐紫貂皮和紫貂尾皮、598张紫貂边皮、15，550张紫貂尖皮，价值64，857卢布，即各类紫貂皮的价值占阿尔汉格尔斯克毛皮出口额的66.15%；其次是狐皮，共15，970张，价值11，978卢布（12.21%）；其余的毛皮，如貂鼠皮、松鼠皮、水貂皮、白鼬皮和猫皮，共422，145张，价值21，196卢布（21.64%）。这表明，紫貂皮在俄国与西欧的毛皮贸易中占绝对优势地位。

西伯利亚毛皮在东方各国的毛皮市场上亦占有一席之地。1646年，俄国经阿斯特拉罕将价值4251卢布的紫貂皮输入布哈拉；1665年，俄国向波斯输送了价值26，000卢布的紫貂皮和6000卢布的带脐紫貂皮。17世纪中叶与中国建立直接联系之后，俄国开始将西伯利亚毛皮销往中国。当时，在俄国输入中国的商品中，85%-100%属毛皮。不过在1689年之前，受双方政治关系影响，俄国仅是不定期地向中国派出官方商队，中俄双边贸易并不十分活跃。

可见，西伯利亚毛皮贸易的兴起既有资源禀赋优势，又得益于巨大的毛皮消费市场。加之毛皮贸易是一项低投入高回报的暴利性行业，吸引着欧俄商人、猎人的目光，西伯利亚土著居民亦牵涉到毛皮贸易中。在多种因素推动下，西伯利亚成为17世纪西欧毛皮供应中心。

二、毛皮贸易与俄国的西伯利亚拓殖政策

16世纪末，由于欧俄地区毛皮产地的缩减和国际市场对毛皮奢侈品需求的扩大，俄国政府从西伯利亚毛皮贸易中看到了解决国家经济困难的希望，也看到了拓殖运动的新途径，于是掀起一场大规模的西伯利亚拓殖运动。俄国以开发毛皮资源为拓殖手段，通过征收毛皮税、实行贵重毛皮征购制度和专卖制度，使毛皮收益逐渐成为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毛皮资源的开发有助于毛皮贸易成为西伯利亚的支柱产业，大大促进了西伯利亚社会经济发展。

伊凡四世执政末期，为了摆脱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沙皇政府企图从开发西伯利亚毛皮资源中寻找出路。旷日持久的利沃尼亚战争（1558-1583）、连绵不断的饥荒与瘟疫使国家财竭力尽，经济生活每况愈下。尤其是“大混乱”时期（1598-1613），俄国经济遭受巨大破坏，沙皇政府在面临外敌入侵与内部叛乱时显得束手无策。倘若利用西伯利亚的毛皮换取西欧的金银，则可迅速缓解社会经济压力。同时，丰富的毛皮资源可为俄国征服西伯利亚提供持续动力。随着拓殖运动的广泛展开，城市兴建、行政管理及移民开发等均需要巨额资金。考虑到17世纪初国家的财政状况，沙皇政府无力支付庞大的殖民支出，于是“从被征服者手中攫夺大量贵重毛皮”成为拓殖西伯利亚的主要目标之一。

征服西伯利亚是沙皇政府的既定方针。1547年伊凡四世加冕之后不久，即自封为“全西伯利亚土地和北方诸国的统治者”，可见沙皇俄国对盛产毛皮的西伯利亚觊觎已久。在占领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之后，俄国于1555年逼迫西伯利亚叶吉格尔汗称臣纳贡，令其每年缴纳1000张紫貂皮和1000张松鼠皮作为贡物。1581年，在俄国富商、大封建主斯特罗甘诺夫家族的指使下，叶尔马克率数百名哥萨克和军役人员翻越乌拉尔山，于1598年征服了西伯利亚汗国。此后，俄国每年从该地区获得200，000张紫貂皮、10，000张玄狐皮、500，000张松鼠皮和海狸皮。但是，俄国并不满足于兼并西伯利亚汗国，而是图谋将西伯利亚地区的全部毛皮资源据为己有。

基于上述考虑，俄国哥萨克马不停蹄地向东部扩张，从一条河流经连水陆路来到另一条河流，攻占一个又一个毛皮产地。1600年，俄国已经将势力延伸到鄂毕河中下游和额尔齐斯河中下游地区。紧接着，俄国屡次进犯鄂毕河上游和叶尼塞河一带，试图占据这块盛产毛皮的土地。至17世纪20年代，整个鄂毕河和叶尼塞河流域被纳入俄国版图。1618年，俄国在叶尼塞河西岸建立了叶尼塞斯克，以此为基地向附近居民征收毛皮实物税并向贝加尔湖地区扩张。据统计，1620-1623年，俄国政府平均每年从叶尼塞斯克获得1700-2000张紫貂皮，1647年为4500张，1664年超过五千张。17世纪30年代，俄国人经下通古斯卡河和维柳伊河抵达勒拿河流域，在此建立的雅库茨克城（1632）很快成为俄国人攫取整个勒拿河流域及东北亚地区毛皮资源的据点。1639年雅库茨克送交俄国国库的紫貂皮达到23，969张，带脐紫貂皮24，379张、带尾紫貂皮398张，总值28，331卢布20阿尔滕2坚加。同年，勒拿税关验收了紫貂皮88，830张、带脐紫貂皮86，400张、带尾紫貂皮1660张、玄狐皮150张。征服勒拿河流域之后，俄国人快马加鞭地向东部挺进。他们越过因迪吉尔卡河和科雷马河，于1639年抵达鄂霍茨克海岸，将毛皮疆界推至太平洋沿岸。17世纪末，俄国打开了堪察加半岛的大门，并获得大量毛皮。

毛皮商和狩猎者在俄国拓殖西伯利亚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觑。譬如，为了寻找毛皮动物和海象牙，沙皇政府代理商阿列克谢耶夫和探险家杰日涅夫于1648-1656年率领一支“远征队”越过西伯利亚东北部的科雷马河流域，沿着楚科奇半岛东岸抵达阿纳德尔湾。之后，他们在楚科奇半岛的海岬（今杰日涅夫角）附近居留了7年，除了从事毛皮贸易，还在当地行使征收实物税的权力。因此，由于毛皮商和狩猎者对毛皮利润的追求，以及沙俄政府对西伯利亚的觊觎，西伯利亚被迅速纳入俄国的政治版图。

在拓殖西伯利亚的过程中，俄国政府多措并举，力图最大限度地占有西伯利亚的贵重毛皮。

第一，设立“貂皮司”，专营西伯利亚毛皮业务。

随着西伯利亚拓殖运动的深入开展，俄国政府于17世纪中叶成立了“貂皮司”。作为西伯利亚衙门的附属机构，“貂皮司”地位显要，其下设有毛皮估价局、财务局、商务局、硝皮局等部门，负责征购、加工与销售毛皮。俄国政府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毛皮首先由毛皮估价局分门别类，厘定价格。在莫斯科，毛皮的价值比西伯利亚高20%-500%，但大多为20%左右。例如，1627年，凯特人向沙皇政府送交了价值866卢布的毛皮实物税，估价局将其定价为1298卢布，毛皮升值49%；1628年，曼加泽亚的毛皮什一税收入为10，749卢布，在莫斯科定价为12，952卢布，这批毛皮的价值提高了20.5%。“貂皮司”根据莫斯科的毛皮价格对西伯利亚毛皮进行重新定价，有助于俄国政府从西伯利亚与莫斯科的毛皮价格差异中赚取丰厚收益。

第二，征收毛皮实物税和什一税，使毛皮成为俄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征收毛皮实物税是俄国政府统治西伯利亚的基本形式，亦是获取西伯利亚毛皮的主渠道。实物税又称“雅萨克”，最初是蒙古人向被征服的东斯拉夫人收取的一种捐税。俄国政府在西伯利亚拓殖运动中沿袭这一税收制度。实物税的征收以紫貂皮为主，有时也允许用狐狸皮、海狸皮、白鼬皮、松鼠皮等代替紫貂皮。在毛皮动物稀少的地方，当地居民可缴纳牲畜、皮革、货币等，但以紫貂皮为计算单位。俄国政府规定，15-55岁的西伯利亚男性税民均需缴纳实物税。实物税额度通常为已婚者10张、未婚者减半，不过也因地而异，如彼尔姆人5张/人、苏尔古特人11张/人。除了缴纳实物税，西伯利亚税民还有义务为沙皇献上以紫貂皮为主的赠礼，以示敬重。为确保西伯利亚居民按时、足额缴纳实物税，俄国政府软硬兼施、恩威并重。对于“忠诚的”税民，俄国政府赠送粮食、布料、各种小饰品及刀具、铁斧等稀缺商品作为奖励，至于逃避或者拒绝缴纳实物税者，则施行人质制度，通过扣押部落首领或者妇孺，进而要挟整个部落迅速缴纳实物税。事实证明，这些办法非常奏效，俄国从西伯利亚土著居民那里获取大量紫貂皮。

向商人收取关税是国库毛皮来源的另一途径。俄国政府规定，毛皮商在出售毛皮之前必须在指定的税关缴纳其毛皮价值的10%，即毛皮什一税。此外，根据《1667年新商法典》第39条，那些将紫貂皮从西伯利亚销往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商人还需缴纳过境税，税率为紫貂皮价值的2.5%。由于政府要求毛皮商优先上缴最优质的毛皮作为什一税，一些毛皮商铤而走险，从事毛皮走私活动。1640年，在托博尔斯克市场出售的毛皮约7.3%（价值442卢布）未缴纳什一税，1656年这一比例为36.6%（1378卢布），1670年升至81.3%（1693卢布），1687年高达100%（3136卢布）。为防止毛皮商逃避什一税，俄国政府制定严格的检查制度。税吏有权对经过税关的任何人实施人身搜查，脱光衣服检查的现象屡见不鲜，妇女也无一幸免。同时，税吏还仔细查看货车、箱子、篮子、衣物、食品等可能藏匿毛皮的地方。这种情况一方面表明毛皮商逃避什一税是普遍现象，另一方面也反映俄国政府高度重视毛皮税收入，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杜绝毛皮商偷税漏税的行为。

第三，推行贵重毛皮专卖制度。

俄国政府并不满足于从西伯利亚获得丰厚的毛皮税收益，而是意图垄断上等毛皮的交易。为了实现该目标，沙皇政府全面推行贵重毛皮征购制度。17世纪初，俄国政府已采取强征贵重毛皮的措施，要求西伯利亚本地人、毛皮商和狩猎者在缴纳毛皮实物税和什一税之后，将剩余的上等毛皮无条件售予国家。例如，1621年，曼加泽亚关税长根据政府命令，要求通关的毛皮商将价值超过2.5卢布/张的紫貂皮出售给政府，1635年沙皇政府将征购对象改为价值10-20卢布/张的紫貂皮。同时，俄国政府派遣代理商前往各地毛皮市场采购高档毛皮。1653年、1655年和1662年，政府代理人采购的紫貂皮数量分别为23，160张、40，000张和14，800张。随着名贵毛皮动物的急剧减少，1662年俄国政府将紫貂皮列入法定的6种专卖商品之列，1675年专卖的范围扩展到天蓝色狐皮和玄狐皮。

然而，贵重毛皮征购制度和专卖制度并未得到有效推行，首先违反该制度的是西伯利亚军役人员。俄国拓殖西伯利亚之初，军役人员已直接或间接参与毛皮贸易，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如实物税收入减少、腐败滋生等。鉴于此，俄国政府严令禁止军役人员从事私人毛皮交易，“有违禁者，货物充公，并面临牢狱之灾”。但是，这条规定几乎成为一纸空文。为了在2-4年的短暂任期内快速致富，西伯利亚一些主要官员带头违反政府命令。例如，督军与税吏互相勾结，令后者充当自己的代理商。1685年，曼加泽亚督军指示实物税征收者用廉价小商品换取当地人的优质毛皮，将价值12，000卢布的紫貂皮及其他贵重毛皮纳入囊中，仅将价值3600卢布的毛皮实物税上缴国库。

同时，毛皮商不愿将上等毛皮拱手相让，于是试图在未设税卡的城镇从事“秘密”交易，以躲避政府官员的征购行为，或者利用重金贿赂关税长，以便继续保留贵重毛皮，甚至用劣等毛皮缴纳什一税。

尽管如此，俄国政府仍通过上述渠道从西伯利亚攫取难以计数的毛皮。一般来说，实物税约占75%，什一税约占20%，其他约占5%。关于俄国政府从西伯利亚获得的毛皮收益，史学界存在较大争议。根据罗杰斯的报告，17世纪50年代，俄国政府每年从西伯利亚征收价值20，000-30，000卢布的毛皮税，而于1673-1674年出使莫斯科的瑞典外交官基尔伯格经过详细考察，指出这一数字高达600，000卢布。美国历史学家费舍尔则认为，俄国政府从西伯利亚获得的毛皮收益与拓殖运动的进展存在正相关：在征服西伯利亚之初的1589年，俄国毛皮税约为一万五千卢布（约占全俄财政收入的3.75%）；1605年，西伯利亚毛皮收入为45，000卢布（约占全俄财政收入的11%）；随着对西伯利亚的迅速拓殖，17世纪50年代毛皮税收入飙升至125，000卢布（约占全俄财政收入的10%）；17世纪60-80年代，毛皮税年收入有所下降，达75，000-100，000卢布（约占全俄财政收入的7%-10%）。尽管学者们对俄国毛皮税收入问题各执一词，但是俄国每年从西伯利亚获得巨额毛皮收入却是不争的事实。

沙皇政府获得的毛皮收入在扣除殖民支出之后仍有大量盈余。例如，1698年和1699年，俄国政府从西伯利亚获得的毛皮税分别为103，467卢布和74，982卢布，除去各项殖民开支，毛皮收入分别剩余42，740卢布和15，043卢布。因此，西伯利亚毛皮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了17世纪初俄国政府的燃眉之急，而且为拓殖运动的顺利展开提供了可靠保障，甚至充盈了国库。

综观以上，可以发现俄国的西伯利亚拓殖运动与毛皮资源的开发休戚相关。

第一，毛皮是俄国人向乌拉尔山以东地区迅速挺进的助推器。俄国向西伯利亚推进的速度相当惊人。从叶尔马克征服西伯利亚汗国开启俄国东扩之旅，到1639年哥萨克抵达鄂霍茨克海岸，俄国人在自然气候条件严酷、缺乏地图和先进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跨越了鄂毕河、叶尼塞河和勒拿河三大水系，直抵太平洋沿岸。俄国人之所以风驰电掣地向东方推进，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与毛皮贸易所提供的充裕资金不无关系。

第二，俄国对西伯利亚的拓殖受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双重驱使。俄国哥萨克越过乌拉尔山之前，部分欧俄商人和狩猎者早已对西伯利亚的贵重毛皮垂涎三尺，接踵前来西伯利亚广泛开展贸易和狩猎活动，后来积极协助政府征服更多的领土，以获得新的毛皮来源。俄国政府鼓励毛皮商和狩猎者寻找“未开发土地”，赋予他们在新占领地区的征税权。该政策体现了国家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结合：它一方面有助于扩大国家版图、增加国库收入，另一方面也为毛皮商提供发家致富的机会。

第三，毛皮贸易是17世纪俄国从西伯利亚获得的基本收入来源。诚然，农业是17世纪西伯利亚的主要经济部门，然而在该世纪中叶，西伯利亚毛皮产值是粮食产值的两倍多，17世纪末西伯利亚粮食年产值约为十万卢布，仍略低于毛皮的产值。尤其是在西伯利亚紫貂皮日益短缺的背景下，1691年俄国从西伯利亚获得77，365卢布的毛皮税收入，占该年西伯利亚岁入（95，365卢布）的81%。这两个例子足以证明毛皮资源在俄国的西伯利亚拓殖运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总体而言，西伯利亚拓殖运动的显著特点为“军商相结合”，即哥萨克打头阵，毛皮商和狩猎者予以积极协助。在沙皇政府的支持下，俄国人以毛皮资源丰富的区域为目标，以新建城市为据点，步步为营，迅速推进，最终将西伯利亚毛皮资源全部据为己有。毛皮成为俄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俄国对西伯利亚毛皮资源的开发在客观上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西伯利亚城市经济呈现新的面貌。

首先，毛皮贸易为西伯利亚城市工商业的兴起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一些欧俄商人从西伯利亚毛皮贸易中获利颇丰。1698年，商人伊万·绍罗霍夫在雅库茨克购买了价值720卢布的紫貂皮，运至莫斯科卖得3600卢布，获利高达400%。于是，毛皮商将部分资金投入西伯利亚采盐业、采矿业和炼铁业，使西伯利亚日用品的自给能力明显提升。17世纪初，输入西伯利亚的欧俄商品计386种，到17世纪末减至170种，其中超过1/4的商品数量极其有限。随着铁矿开采业的发展和炼铁技术的提高，托博尔斯克从欧俄地区购买的铁制品大幅减少：从1639年的1774卢布降至1695年的95卢布，叶尼塞斯克、雅库茨克等西伯利亚城市也基本上实现了铁制品自给。这表明，西伯利亚的主要生产和生活工具已能够自给自足，对欧俄商品的依赖度显著降低。

其次，毛皮贸易的开展加速了西伯利亚的城镇化进程。俄国征服西伯利亚之初，出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虑，在占领地区的部落中心兴建了不少城市。这种做法既加强了政府对被征服部落的控制，又便于征收实物税和什一税。随着西伯利亚毛皮交易的日渐兴盛，部分城市弱化了军事防御和行政管理职能，转变成新兴商业中心。以托博尔斯克为例，该城扼欧亚交通要冲，为鄂毕河-额尔齐斯河水系的中枢。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毛皮资源，托博尔斯克迅速成为西伯利亚最大的毛皮交易市场之一。1645-1662年，托博尔斯克市场的毛皮及驼鹿皮的年交易额为7714-15，563卢布，占市场总交易额的19.6%-45%。在毛皮贸易的推动下，托博尔斯克逐渐成为17世纪西伯利亚经济重镇。17世纪70年代，这里拥有264家私营货栈和店铺，专营毛皮、俄国商品、中国货和西欧产品，成为欧俄及中亚商人频繁造访的城市。

最后，毛皮贸易密切了西伯利亚与欧俄地区的经济联系。受毛皮贸易的丰厚利润吸引，欧俄商人向西伯利亚输入大量纺织品、金属制品、小饰品及各种生产用具，然后将换来的毛皮销往俄国各大城市，西伯利亚与欧俄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1645-1646年，欧俄商人向叶尼塞斯克投放了价值62，533卢布的商品，并从叶尼塞斯克运出45，705卢布的商品，其中包括价值18，810卢布的毛皮，占输出额的41.16%。西伯利亚毛皮贸易不仅满足了俄国人对毛皮的需求，而且提高了西伯利亚居民的生活质量。从这个角度看，毛皮贸易在沟通西伯利亚与欧俄经济联系方面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俄国的西伯利亚拓殖政策对俄国和西伯利亚而言均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俄国政府从西伯利亚获得巨额毛皮收益，不仅缓解了国内经济困境，而且充盈了国库，反过来又为西伯利亚拓殖运动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作为西伯利亚经济的支柱产业，毛皮贸易为西伯利亚工商业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资金，活跃了西伯利亚城镇经济，并且增强了西伯利亚与外界的联系，西伯利亚经济落后的面貌明显改观。

三、西伯利亚对西欧毛皮贸易的衰落及影响

由于拓殖运动的全面推进，17世纪中叶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已被俄国兼并，西伯利亚毛皮贸易随之达到鼎盛，这主要表现在紫貂皮贸易的繁荣上。然而，因俄国人的不合理开发，17世纪70年代以来，紫貂资源短缺问题逐渐凸显，西伯利亚毛皮出口开始走下坡路。西欧毛皮市场的疲软对西伯利亚社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并推动俄国继续向东部挺进。

（一）西伯利亚对西欧毛皮贸易衰落之缘由

伴随着西欧对廉价毛皮需求量的持续低迷，西伯利亚毛皮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商品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不断下降，从17世纪初的50%跌至50年代的20%、17世纪末的5%-10%和18世纪初的1%-3%。除了非毛皮商品出口额上升之外，紫貂皮出口的削减也是西伯利亚毛皮出口下滑的重要因素。据统计，紫貂皮在俄国对西欧商品出口额中的占比从1655年的15.96%（105，500卢布）降至1673年的1.87%（13，450卢布），跌幅高达88%。究其原因，根本在于17世纪70年代以来紫貂资源的骤然萎缩，再加上北美优质毛皮的竞争，西伯利亚毛皮在西欧的市场份额进一步被挤压。俄国政府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俄国对西欧的毛皮出口。

紫貂皮出口的下降与俄国人的不可持续开发密切相关。一方面，伴随西伯利亚拓殖运动的日益高涨，欧俄地区的农民接踵而至，破坏了毛皮动物的栖息地。拓荒者随意砍伐、焚烧森林，在西伯利亚各地建立众多农场。用斧头、耕犁和火把开辟耕地的农业拓殖运动迅速东移，导致毛皮动物四处逃窜。毁林造田给俄国移民提供了土地，满足了他们对粮食的需求，却致使已遭损毁的毛皮动物家园难以恢复。另一方面，西伯利亚紫貂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俄国人毫无节制地开辟西伯利亚的紫貂产地，对紫貂的物种延续造成危害。在西伯利亚，雌貂受孕率低下，仅30%左右，且妊娠期长达八九个月。如果40%-45%以上的雌貂在每年秋季被猎杀，那么经过10年，紫貂仅能剩下原来的15%-16%，在18-20年之后降至2%-3%。西伯利亚本地人利用弓箭捕猎毛皮动物，所猎获的动物数量远远低于自然繁殖的数量，因此毛皮动物的数量在西伯利亚生态系统中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然而，为了在较短时间内获取更多的紫貂皮，俄国人全面使用捕兽器、猎网和猎犬等相对高效的狩猎工具，其紫貂猎捕量相当于西伯利亚土著居民的10倍。与此同时，俄国人将捕猎时间从秋冬季节延长至全年。捕猎效率的大幅提高与全天候地开展狩猎活动不可避免地导致紫貂数量急剧缩减。以盛产西伯利亚最优质的紫貂皮而著称的雅库特为例，其紫貂皮的平均价格为西西伯利亚紫貂皮的1-2倍。在征服雅库特之后的60年里，俄国人在当地开展了50-55年高强度的紫貂狩猎活动。结果，17世纪70年代雅库特的紫貂资源储量仅为30年代的29.9%。

西伯利亚紫貂资源衰减的趋势与俄国拓殖运动的进程相一致。在时间上，紫貂皮年产量从17世纪20年代的103，700张增至40年代拓殖运动鼎盛时期的145，400张，此后逐年减少，至80年代仅为42，300张，减少了70.91%。在空间上，紫貂资源由西向东呈萎缩之势。17世纪30年代，鄂毕河、叶尼塞河流域地区的紫貂普遍减少。至50年代，上述地区已难觅紫貂之踪迹，随后这一趋势蔓延至勒拿河一带。17世纪30年代，在雅库特地区狩猎者人均可捕猎紫貂80-200只，最多可达260只。至1665年，活动于该地区的172名狩猎者中将近一半人（82人）一无所获，1685年的170名狩猎者中有161人空手而归。这表明，17世纪80年代，勒拿河流域紫貂的生存环境已遭到严重破坏。

随着紫貂皮产量的锐减，前往西伯利亚的职业猎手数量日趋减少。从图鲁汉斯克前往下通古斯卡河的紫貂狩猎者数量从1668年的71人减至1679年的15人，而经石泉通古斯卡河进入叶尼塞斯克的猎人数量则从1678年的36人减至次年的14人。由于收益下跌，俄国人对紫貂狩猎业失去了以往的兴趣。

西伯利亚毛皮出口业因紫貂资源衰减而面临困境，在西欧又遭受北美毛皮的猛烈冲击。自17世纪中叶，欧洲人不加节制地捕猎北美毛皮动物，为北美毛皮抢占西伯利亚毛皮的西欧市场份额提供先决条件。北美毛皮资源十分丰富。据统计，欧洲人刚登上北美大陆时，北美东海岸大约有1000万只海狸、4000万只白尾鹿……北美毛皮之所以在与西伯利亚紫貂皮争夺西欧市场的较量中胜出，与其优良的质量和低廉的运输成本密切相关。从质量上看，17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欧洲殖民者加紧向北美南部和西部扩张，价值较高的海狸皮、海獭皮和鹿皮纷纷涌进西欧市场，对西伯利亚大量不成熟的紫貂皮和廉价的松鼠皮构成较大竞争。从运输条件看，西伯利亚与其主要的毛皮市场西欧相距甚远，且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口结冰期长达半年；相比而言，北美大陆与西欧之间仅一洋之隔，路途较短且大西洋可全年通航。凭借上述优势条件，北美毛皮很快将西伯利亚毛皮排挤出西欧市场。

来自北美的优质毛皮充斥着西欧市场，在伦敦、汉堡、阿姆斯特丹等大城市毛皮处于供大于求局面。1681年，哈德森湾公司在伦敦的毛皮销售额为15，721英镑，次年降至6000英镑，1683年为4500英镑，三年间毛皮交易额下降了71.38%，销售危机初露端倪。1694年，该公司将一万两千多张北美毛皮输入汉堡，竟无人问津。西欧毛皮市场因北美毛皮的蜂拥上市而趋于饱和。

北美毛皮还源源不断地被销往俄国城市，冲击着西伯利亚毛皮的内销市场。1621年，荷兰开始向俄国输入海狸皮，此后每年5月均有15-20艘满载北美毛皮的商船从阿姆斯特丹驶向阿尔汉格尔斯克。1671-1673年，俄国经阿尔汉格尔斯克进口了43，345张海狸皮、1600张艾鼬皮、552张狐皮、94张水獭皮，甚至还有40张紫貂皮。1695年，汉堡和阿姆斯特丹向俄国输入九万五千多张北美毛皮，很快售罄。俄国已成为消化北美过剩毛皮的重要场所，西伯利亚毛皮销路进一步收窄。

俄国政府取消西欧商人的贸易特权，同样对西伯利亚毛皮出口带来不利影响。17世纪初，为了缓解财政危机，沙皇政府赋予西欧商人诸多特权，包括免除关税、允许在俄国各大城市自由贸易等，以利于外国资本输入。但是，随着国内经济的复苏与商人实力的增强，俄国政府开始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以保护本国毛皮商的利益，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其一，限制外国商人在俄国的活动范围及交易对象。从1649年起，西欧商人仅可以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及其他边境城市进行批发贸易（持有沙皇特别通行证者除外），且不得同非俄国人开展贸易。其二，俄国政府对本国商人采取关税保护政策。根据《1667年新商法典》第66条，外国商人经阿尔汉格尔斯克及其他边境城市输往西欧的皮货需缴纳商品价值的10%作为关税，远远高于俄国商人2.5%的税率。

俄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关税额显著减少。1679年，阿尔汉格尔斯克关税收入仅为68，971.69卢布，比上一年（82，359.91卢布）减少13，388.22卢布。从另一个角度看，阿尔汉格尔斯克关税收入的减少反映了俄国政府的关税保护政策降低了西欧毛皮商的收益，挫伤了西欧商人从事西伯利亚毛皮出口贸易的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削减了西伯利亚毛皮在西欧的市场份额。

总而言之，受紫貂皮资源衰减、北美毛皮的竞争及俄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改变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西伯利亚毛皮出口陷入困局在所难免。

（二）西伯利亚对西欧毛皮贸易衰落之影响

对西欧毛皮贸易额的暴跌对西伯利亚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削减了俄国政府的毛皮收益，但也给西伯利亚毛皮贸易带来新转机。俄国人加大了对其他毛皮动物的狩猎力度，西伯利亚毛皮贸易结构因此发生明显改变。另外，由于西欧毛皮市场的萎缩，西伯利亚毛皮出口重心加速向中国转移。

第一，许多西伯利亚城市兴起于毛皮贸易，但也衰落于毛皮资源的不可持续开发。以曼加泽亚为例，1601年该城建于毛皮资源丰富的鄂毕湾与塔兹湾交汇处，以出产西伯利亚优质紫貂皮而声名远扬。同时，曼加泽亚还是从欧俄地区前往毛皮生产基地叶尼塞河流域和勒拿河流域的必经之地，向东可抵达太平洋沿岸。凭借优越的地缘条件，曼加泽亚成为16世纪末至17世纪30年代俄国对外贸易中心与亚洲西北部最大的毛皮集散地，享有“遍地黄金的皇家世袭领地”之誉。难以计数的紫貂皮、白鼬皮、银狐皮、蓝狐皮及珍贵的猛犸象牙、海象牙从曼加泽亚销往西欧市场。1626-1642年，俄国政府每年从曼加泽亚获得的毛皮什一税为10，749-17，265卢布。然而，曼加泽亚的繁荣犹如昙花一现。曼加泽亚海路关闭后不久，俄国人开辟了到达勒拿河流域的便捷之路，致使曼加泽亚毛皮市场日渐萧条。1646年，曼加泽亚的毛皮什一税收入降至5113卢布，从这时起，曼加泽亚丧失了俄国毛皮出口中心的地位。1676年，曼加泽亚城迁至叶尼塞河畔的图鲁汉斯克（亦称新曼加泽亚），一座昔日繁华的城市就这样退出了历史舞台。除了海路关闭之外，曼加泽亚的没落在很大程度上是叶尼塞河流域和通古斯卡河下游地区紫貂皮供应量大幅减少的结果。曼加泽亚的命运仅是17世纪西伯利亚众多毛皮交易中心兴衰史的一个缩影。塔拉、别廖佐沃等城市也因紫貂皮贸易的衰落而一度出现市场萧条的景象。

第二，紫貂皮贸易的衰落促使俄国人加大对其他毛皮的开发力度，大量未成年毛皮动物进入了狩猎者的视线。例如，塔拉县输入托博尔斯克市场的驼鹿皮数量从1640年的961张增至1687年的1126张，但交易额却从2402.5卢布跌至563卢布。塔拉县驼鹿皮交易数量的上升和交易额的暴跌，究其原因，与当地未成年驼鹿遭大规模猎杀不无关系。俄国人大举捕猎未成年毛皮动物不但加剧了西伯利亚其他种类的毛皮产量过剩问题，而且无法保证毛皮质量，有损西伯利亚毛皮的国际形象，甚至使毛皮动物的物种延续面临威胁。无疑，这种短视做法对西伯利亚毛皮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

第三，17世纪下半叶以来，在西伯利亚毛皮贸易结构中，紫貂皮失去主导地位，灰鼠皮等其他毛皮的比重逐渐上升。这种转变突出地反映在托博尔斯克各类毛皮的交易情况上。1640年、1669年、1687年和1695年在该市场上出售的紫貂皮及其占毛皮交易量的比重分别为3002张（30.1%）、1247张（5.1%）、2621张（5.8%）、19张（0.06%）。在半个多世纪内，紫貂皮的比重呈现断崖式下滑态势，从1640年的30.1%跌至1695年的0.06%。相应地，松鼠皮的数量和比重分别为3519张（35.4%）、21，870张（89.9%）、37，800张（83.7%）、23，400张（77.2%），在17世纪下半叶保持77%-90%的高位，占绝对优势。在托博尔斯克毛皮市场上，紫貂皮占毛皮交易额的比重从1640年的33.3%降至1669年的5.7%，驼鹿皮的比重从43.7%升至63.9%。随着紫貂数量的减少，过去以紫貂皮为主体的西伯利亚毛皮贸易结构发生了改变。

第四，丧失西欧毛皮消费市场之后，西伯利亚毛皮出口重心加速向中国转移。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之后，中国崇尚毛皮的风气日盛，以北京城为中心，上至王公贵胄、文武百官，下至商贩走卒，无不以穿戴皮草为时尚，甚至连常暖如春的广州城亦掀起一阵尚裘之风。沙皇政府从中国人对奢侈毛皮的热切追求中发现了巨大商机，欲将中国视为销售西伯利亚毛皮的主要市场。在北京，紫貂皮的售价比西伯利亚市场高1-2倍，赤狐皮高2.5-5倍，松鼠皮高4-6.5倍，白鼬高6.5倍。受对华毛皮贸易的可观利润驱使，从1657年中俄建立直接贸易联系之时，俄商开始将西伯利亚毛皮输往中国。尤其是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中俄毛皮贸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据尼布楚税关记载，1691年6月至1692年6月，共37批价值7452卢布的毛皮经过此关，1693年有40批总值18，882卢布的毛皮经尼布楚输入中国。1696年，俄商将价值47，500卢布的毛皮输入中国，超过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出口至西方的毛皮总值，1699年俄国经尼布楚输入中国的毛皮总值一举突破十万卢布。显而易见，17世纪末中国取代西欧成为西伯利亚毛皮最大的海外市场。可以说，正是在对西欧毛皮出口遇阻之后，俄国才加大力度拓展中国市场。从17世纪末俄国对华毛皮贸易额来看，拥有庞大消费市场的中国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助力西伯利亚毛皮出口走出了困境，西伯利亚毛皮贸易因此进入新的阶段。

第五，对俄国政府而言，对西欧毛皮贸易的衰落带来最直接的影响是毛皮收益大幅下跌。据帕·尼·巴甫洛夫统计，17世纪中叶以来，紫貂皮的价格虽一路飙涨，但政府的紫貂皮什一税收入却直线下降。例如，西伯利亚著名紫貂皮交易中心叶尼塞斯克和雅库茨克上缴俄国国库的紫貂皮什一税，从1647年的15，873卢布下降至1685年的707卢布和1699年的181卢布。在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俄国政府从上述地区获得的紫貂皮什一税收入下降了98.86%。究其原因，除了毛皮走私较活跃之外，紫貂皮贸易的衰微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鉴于紫貂皮在俄国财政收入中的地位，俄国政府意识到紫貂皮资源迅速萎缩这一问题的严峻性，相继颁布一系列法令保护紫貂的栖息地。1650年，俄国政府下令禁止猎人在叶尼塞河流域的凯特县从事紫貂狩猎业，1656年在安加拉河支流——雷布纳、恰多别茨河、卡塔河、科瓦河一带设立紫貂禁猎区。1684年，俄国政府决定在叶尼塞斯克和雅库特设立禁猎区，以保护处于濒危状态中的紫貂。此外，政府还禁止移民将猎场辟为农田，如有违者，一律处以笞刑。诚然，这些法令均强调保护毛皮动物的紧迫性，但囿于历史时代和社会观念的局限，政策制定者的生态保护意识淡薄，且从政策出台的背景看，俄国当局此举实际上是为了将国家毛皮收入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考虑到商人和狩猎者既是毛皮什一税的缴纳者，亦是新毛皮产地的发现者，只要他们的活动与国家利益不存在较大冲突，俄国政府通常坐视不管，因此上述法令难以落实到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毛皮收益锐减确实促使沙皇政府产生了保护紫貂的意识。

不应忽视，不断地攫取更多的毛皮收益是俄国拓殖西伯利亚的主要动机之一。在紫貂踪迹难寻的情况下，沙皇俄国并无意结束获利丰厚的贵重毛皮贸易，于是加快东进步伐，以寻找新的毛皮产地。17世纪末以来，俄国政府将猎取贵重毛皮的目光投向西北太平洋沿岸及附近岛屿，发现堪察加半岛和阿留申群岛富产珍贵的海獭皮。在堪察加，海獭皮售价30-60卢布/张，而在中国市场则涨至90-100卢布/张。在海獭皮贸易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俄国政府相继派出多支“远征队”抵达堪察加半岛强索海獭皮作为贡税。1741年，白令和舍利霍夫经堪察加半岛前往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沿岸，带回900张海獭皮，成功开辟通往名贵毛皮之路。此后，俄国人雄心勃勃地在北太平洋诸岛从事捕猎活动，并将势力延伸至加利福尼亚，力图垄断北太平洋区域的毛皮贸易，并因此卷入欧洲殖民者争夺北美西北海岸毛皮资源的斗争。

总之，由于俄国人对紫貂资源的不合理开发，紫貂皮在西伯利亚对西欧毛皮出口中失去了绝对优势地位，西伯利亚社会经济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俄国政府的毛皮收入也大幅缩水。从某种意义上说，紫貂资源的萎缩与对西欧毛皮贸易的衰落加快了俄国人对中国毛皮市场的开发，并加速了俄国向北美西北部地区的殖民扩张。

结 语

俄国对西伯利亚的拓殖历程是一部大肆猎取贵重毛皮和广泛从事毛皮贸易的历史。无论是俄国政府、富商巨贾，还是俄国移民与西伯利亚土著居民，均不可避免地卷进毛皮贸易的旋涡，这在俄国拓殖运动史上实属罕见。作为俄国拓殖西伯利亚的积极参与者，毛皮商和狩猎者受丰厚利润诱使，利用便捷的水路迅速向东挺进，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毛皮产区，为俄国征服西伯利亚铺平道路。17世纪中叶，俄国已占有西起乌拉尔山脉、东至太平洋沿岸的辽阔地域，并大力开发这里的毛皮资源。征收毛皮实物税是俄国政府统治西伯利亚的基本形式，也是获取西伯利亚毛皮的主要途径。俄国政府还全面推行贵重毛皮专卖制度，以垄断上等毛皮交易，试图将大部分毛皮收益据为己有。因此，俄国对西伯利亚的拓殖不仅大大地扩展了俄国版图，而且使毛皮收益成为俄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17世纪，西伯利亚毛皮贸易在俄国经济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对于俄国而言，毛皮贸易不但为俄国创造了巨额财富，减轻了俄国政府的财政压力，还催生了众多新兴贸易中心，增强了俄国的经济实力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对于西伯利亚而言，毛皮贸易作为支柱产业，不仅带动了西伯利亚工商业的勃兴，提高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加强了西伯利亚与俄国各大城市的经济联系，从而逐渐将西伯利亚纳入正在形成中的全俄统一市场。东西方国家对毛皮的旺盛需求密切了西伯利亚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并助推西伯利亚成为17世纪世界闻名的毛皮供应中心。

17世纪中叶，随着西伯利亚拓殖运动的全面推进，毛皮贸易进入鼎盛时期。然而，由于俄国人涸泽而渔地开展狩猎活动，西伯利亚紫貂资源由西向东呈衰减之势。毛皮贸易的开展以牺牲毛皮动物资源为代价，这种非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不仅破坏了西伯利亚的生态平衡，而且对西伯利亚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紫貂数量的骤减动摇了西伯利亚在西欧毛皮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并且大幅削减了俄国政府的毛皮收益。为了扭转西伯利亚毛皮出口业所面临的不利局面，俄国政府加大对中国市场的开发力度，加速西伯利亚毛皮出口重心向中国转移。与此同时，俄国政府加快对北美西北海岸毛皮资源的开发，以满足前景广阔的中国市场对贵重毛皮的需求。17世纪以来，获利颇丰的毛皮贸易是俄国持续不断向东方推进的重要因素。

作者李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博士生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老 胡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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