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遇到了一个很特殊很难缠的对手
《行政管理改革》：韩康教授，您好。201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受到外部影响的最大事件，就是中美贸易争端。经过一年半来谈谈打打，2019年6月双方最高首脑在G20大阪峰会上达成“在平等和互相尊重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的共识，美方对11项中国输美工业品豁免加征关税，有条件向华为等中国企业供货，中方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然而，就在7月31日双方首席代表都承认进行了“坦诚、高效、建设性的深入交流”后，不到三天，特朗普就以中方采购美国农产品行动“太慢”为借口，突然宣布将从9月1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的关税。
特朗普这套老把戏没完没了地玩儿了多次，请您谈谈他的底牌究竟是什么？是他一个人演戏还是有导演和剧本？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心中有底从容应对吗？中美贸易争端让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东西？
韩康：我们遇到了一个很特殊很难缠的谈判对手。特朗普一年来的表现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毫无诚信，时而鹰派嘴脸，横眉怒目，时而鸽派笑容，握手言和。我认为这背后既有智库团队的系统谋划，又有随机而变的政治计算，以及个人秉性风格因素，成因复杂。对特朗普这一套，我们的应对是坚持底线，原则问题绝不退让，同时在平等协商下弹性让步,争取最大和解公约数。现在同情与支持者越来越多地站在中国这一边。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特朗普为什么会有如此作为？背景有多深？有无轨迹可循？国内的研究储备还不多，有些事情的发展并非在我们意料之中，比如双方谈判是否会突然掀桌子？是否会重回协商？贸易争端是否会向货币金融等其他领域扩展？发动权掌握在特朗普手里，他是进攻方，中国是防守方。为了更好地打赢这场仗，做到知己知彼，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特朗普挑动中美贸易争端是一场政治赌博，当他认为手中有较多筹码时就采取强硬态度，特别擅长以突然高压叫价方式讹诈对手，当他感到国内压力增大和筹码减少时，就转而选择温和态度。已有数据表明，美国宏观增长出现趋弱信号，企业压力和居民消费压力反馈增大，特朗普的谈判筹码是不断减少的。我预计美国大选临近前，特朗普出于政治风险最低考虑，不会轻易带着中美贸易争端全面开打这个“雷”上场，很有可能在此前后选择休战措施。
然而，即使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要清醒看到，中美贸易争端只是暂停，并非终结，只有逗号，没有句号，这是因为，在中美贸易争端的背后，存在一个非常深刻的发展矛盾。
二、中美贸易争端深层原因：发展不平衡裂变下的适应性困境
《行政管理改革》：中美经贸争端的来龙去脉和中方立场，2019年6月商务部发表的白皮书已经讲得很清楚，国内外也有各种解读。为什么特朗普非要在关税上死缠烂打揪住中国不放？为什么在技术产品出口上千方百计对中国围堵？现在仍有一些国内读者感到不太理解，您能不能做一点儿更深入的分析。
韩康：推动中美经贸争端的动因很复杂，涉及政治、经济、价值理念和个人特质等多方面因素，现在国内外各种分析研究都有自己的角度，仁智互见。根据我的看法，可能最关键的线索还要到发展问题中去找,我认为，中美经贸争端来自一个深刻的发展矛盾，我把它叫做“发展不平衡裂变下的适应性困境”。
《行政管理改革》： 这是一个很新颖的观点，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视角，好像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您能更详细说明吗？
韩康：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美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双方经贸关系表现出典型的强弱互补关系特点，一个是中国凭借人力成本优势大量出口低价产品，同美国高端工业品交换，同时引进设备资本，一个是中国出口积累外汇大量购买美国债券，美国支付并不便宜的利息，双方各补其缺、各显其能、各得其所，相安无事。
30多年后情况大变，中国发展进入改革开放后第二阶段，经济全面转型升级，大量新兴技术和产业快速成长，国家创新水平大幅提升，发展速度和速率已经静悄悄地超过美国。由此，中美经贸关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强弱互补转向越来越多领域的竞争性互补，中国高端工业品大量占有美国市场，中国企业如华为在高端技术领域具备竞争优势等等，这一下，中美经贸关系强弱互补的原有平衡就被打破了，不是小打小闹地打破不平衡，而是重大的不平衡裂变，尽管就其总体发展水平而言中国还差得很远，但差距在大幅缩小。
上述情况可以打一个比方，很像一场马拉松比赛，前半程，美国团队绝对是第一方阵第一梯队的领跑者，中国团队远远落在三四方阵里跟跑，半程之后，美国团队虽然继续第一，但领跑成绩的提高不太理想，中国团队则不断提升速度速率，很多队员加快脚步进入第一方阵，个别优秀队员速度更快，已经跑进第一梯队，紧逼领跑者，这下美国团队就紧张了，焦虑了。
三、发展不平衡裂变，美国的不适应困境特别明显
《行政管理改革》：在中美发展不平衡裂变下，所谓不适应性困境怎么解释呢，请您具体说明。
韩康：美国作为两国经贸合作强势一方，至少有三个不适应。
第一，对新的市场竞争关系和竞争格局不适应。过去很多产品如汽车、家电、手机等，中国只能搞低端链条加工组装，同时提供大量国内市场，现在中国制造水平大幅提升，同类产品反过来打入美国市场，占有份额越来越大，甚至在一些行业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从而迫使美国不得不让渡自己曾经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市场，这是后者完全没有想到的，更没有任何预案准备。
第二，对合作伙伴快速成长不适应。过去中国发展水平很低，美国是超级经济强国，在充分满足本国利益条件下，美国以比较宽容的心态和方式给弱势者让渡利益，比如给予中国“享有特殊和差别待遇”和“永久最惠国待遇”等等。现在，中国发展今非昔比，美国虽然看到昔日合作者强大了，原有经贸合作的若干游戏规则如互惠条件、开放程度、市场份额等等，可能不太适用了，但究竟应该怎样理性面对和平崛起的合作者？怎样对中国发展进行新的合理评估定位？怎样对原有经贸合作的游戏规则进行合理调整？除了特朗普的极端主义观点外，美国实际上并没有社会普遍信服的成熟思考和应对方案。
第三、对利益分配方式和格局变化不适应。过去中美经贸关系的利益分配大量体现在传统制造业部门，中国拿到低端链条加工组装收入，美国获得高端链条利润。现在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升级，竞争力提升，甚至在一些行业把美国企业挤出去。从这个算账视角看，中国贸易顺差大幅增加，美国制造业收入减少和工人失业增长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是从另一个算账视角看，现在美国贸易收入更多体现在硅谷产品、华尔街金融和服务业上，总量增长相当可观。当下美国，用第一种视角算账的人在两大政党中占绝大多数，他们顽固地认为中国利用“世贸规则体系漏洞”捡了大便宜，是极不公平的。
在中美发展不平衡裂变下，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朝野人士感觉到问题的存在，要求重新审视中美经贸关系的体制政策安排，重新考虑应对战略策略，但是不同的政治家、学者和经济界人士，对问题的解读和应对方略有很大差别，特朗普是其中极端主义的代表。
四、发展不平衡裂变，中国也有自己的不适应问题
《行政管理改革》：刚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发展不平衡裂变下的适应性困境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方共有的，这是不是说，中国也有适应性困境方面的问题，这样理解对吗？
韩康：对，这正是国内还没有充分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在中美经贸交往的强弱互补阶段，双方分别以高度发达国家和贫弱落后国家的不同地位身份，参与经贸活动，遵守合作游戏规则。30多年后，中国虽然仍是发展中国家，但工业产值全球第一，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在如此发展巨变下，双方经贸关系的原有游戏规则包括市场开放度和利益边界的制度安排，肯定要有所调整变革才行，但是怎样进行合理的调整变革，有些问题我们还没完全搞清楚，需要研究探索，有些问题已开始在调整变革，但实际过程可能相对滞缓。
后进贫弱国家享受经贸优惠条件不会有人反对，一旦这些国家登上发展新台阶，再想保持原有优惠条件，施惠者就不愿意干了，怎么办？过去我们一些弱势行业有较高壁垒的市场保护，得到国际普遍认同，现在行业由弱转强，再想维持原有市场保护壁垒，大多数国家就不那么认同了，怎么办？再看中美巨额贸易逆差，肯定存在计算误差，有国外机构计算在减去境外供应商的产品附加值后，实际逆差约为现有总量的三分之二。但是，即使是名义账面逆差，数量如此巨大且长期持续扩大，也肯定不是长久之计，总要找到一个合理规范的解决办法，我们总不能为了论证这个逆差的合理性，每发布一次贸易数据就要做一次面向中外的解释吧。
五、特朗普的做法很极端很粗暴，但并非没有社会政治基础
《行政管理改革》：有读者提出，特朗普悍然发动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发展全面施压，一系列做法不合常规，不守信义，也不完全讲西方商业传统的契约守则，您认为这种做法在美国社会有普遍认同度吗？在美国政界具有普遍代表性吗？
韩康：这个问题看怎么讲。特朗普是美国极端保守主义对华路线代表人物。特朗普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出现的问题如巨额贸易逆差，是双方开放度不平等造成, 给予中国“享有特殊和差别待遇”和“永久最惠国待遇”是一个历史性错误，认为华为等企业同美国科技企业广泛合作大举进军美国市场，不但有中国政府保护，还有更深远的国家谋略背景，中国很可能成为新的技术盟主，严重威胁美国全球战略地位。基于这种认识，特朗普政府对华大幅提高关税，实施技术禁运，用霸权保护美国贸易利益，用强权维持美国技术领先。
依我看，特朗普本人精于财务计算，性格强势任性自大粗放，并不擅长细密的政治谋划和深远系统的战略思维，他发起贸易战的最初目标主要是解决贸易逆差，稳定选票争取连任。在特朗普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政风招揽下，美国极端保守主义精英齐聚麾下，组成了同样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智库班底，其中很多人如莱特希泽、纳瓦罗、博尔特和班农等，就是长期对中国发展抱有冷战敌意的人。
有这样的东家和智库相互影响，中美贸易争端的广度深度和系统性都大大提升了，一方面把增加关税的覆盖面扩大到全部5300亿美元对美出口产品，另一方面打击力越来越集中在影响中国长远发展的关节点上，白宫前首席战略策划师史蒂夫·班农就提出“干掉华为要比达成中美贸易协议重要十倍”，动机目标毫不掩饰。
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战绝非偶然。发展不平衡裂变是一个大事件，美国不适应困境是普遍现象，尽管美国各界人士解读不同，但是，对中国快速发展高度警醒从而保持战略防范，是美国朝野的主流意向。现在美国商界和国家安全领域反制中国的跨党派声音越来越多，经济界高层认为中国对美国不公平的观点很有市场，民主党对华问题常常表现出“特朗普化”倾向。这些都说明，特朗普绝非只有偏狭的社会政治基础，只要发展矛盾长期存在且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即使没有特朗普上台，也一定早晚会有其他人扮演此类角色，对此我们应头脑清醒，有充分思想准备。
当然，美国也不乏持理性分析的有识人士，他们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出现问题，双方都有责任，美国不能把全部问题甩锅给中国，应该在经济政策、发展方式和体制制度等方面自己认真查找原因，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罗奇教授就非常明确提出，美国贸易问题是自己造成的，根子在国内储蓄急剧短缺催生了巨额的经常账户逆差和贸易逆差，正在重演20年前美日贸易摩擦的历史场景。可惜，这些观点没有成为影响美国主流社会的声音。
六、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在特朗普霸凌重压下屹立不倒
《行政管理改革》：特朗普对中国经济全面施压，力度强度空前未见，2018年下半年的一段时间，国内一些经济领域确实有点恐慌情绪，比如一些人急于大量套买美元，人民币美元汇率大幅波动，一些涉美出口企业急于向境外搬迁，一些外企投资项目出现普遍观望等等，但很快中国经济就稳住了，没有出现宏观疲软，更没有出现特朗普言之凿凿的中国经济崩溃，这是为什么呢？
韩康：问得好，这需要研究总结，我认为中国经济在美国霸凌重压下屹立不倒，有四个主要原因：
1.中国有全球最完备的工业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体系。按照国际标准工业分类的22个大类产品中，中国有7个大类总量第一，220多种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这是几十年发展积累的结果。中国的产业集群水平，突出表现在各类人工、技术、设备和零部件的总和集成水平上。在高关税下，鸿海、富士康可以把若干个工厂搬到东南亚去，但整个企业体系涉及到十几万工程师，上百万熟练工人，完整的设备与零配件供给，要在短期内整体搬到东南亚是根本不可能的。
2.中国有积累深厚和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国内消费市场。中国有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有3亿多成长中的中产人群，中国家庭债务增长虽然近年来上升较快，但总水平仍大大低于美国，强大的社会购买力成为宏观经济的最坚实支撑。如果能在提高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和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等方面取得较大进步，未来再增加一两个亿的中产人群，消费市场潜力将不可限量。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中国企业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上，有较大的市场替代弹性和转圜余地。
3.中国有效率很高的政府调控力和比较厚实的国家财力。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为了在中美贸易争端中争取主动，改变对美进口大豆过度依赖，中央全面部署在东三省增加大豆种植面积1000多万亩，同时大量增加拉美国家的大豆进口，很快就完成了国家应变布局。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进行如此规模和如此复杂的有效宏观调控，堪称世界最高水平。中央政府的财政底子也比较踏实，赤字与债务水平在合理区间，加上手里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防范特朗普挑动的突发事件和重大外部冲击，中国经济能顶住，是有真金白银为基础的。
4.中国有一批长期埋头苦干打下坚实基础的创新企业。对华为、大疆这样的中国高端企业，特朗普千方百计封杀但很难达到目的，为什么呢？第一，这些企业既严格按照国际规范也严格按照美国法规进行经济活动，要找出违规违法之处非常困难，也非常牵强。第二，这些企业已深深嵌入相关行业领域的整个系统之中，和相关企业形成紧密分工合作关系，要想全部强行切掉，行业结构重组费用极高。第三，一些企业已具有行业领先性征，打压它们势必导致行业整体损失，例如硬要把华为5G产品赶出本国行业自己重搞一套，成本恐怕要翻几个跟头。
这四点，可能是特朗普的智囊们没有充分预估到的。
七、总体看美国高压关税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比较有限
《行政管理改革》：中国经济有很强的抗风险抗冲击能力，已经初步得到验证，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呢？特朗普真的能把贸易战一直打下去吗？
韩康：抗风险能力和负面影响是两回事，后者决不能小觑。特朗普发动贸易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贸易高压关税，一个是企业技术禁运，两者互为表里、相互联系。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两个方面有一个共同点，简单讲，就是竭尽全力把中国从美国经济体系中挤出去。
先看贸易高压关税。特朗普通过大幅提高对华关税，强制挤压中国产品的美国市场份额，中国的反制则是同等缩减美国对华产品进口。双方对等提升关税后，中国家电产品可能对美出口大幅减少，美国农产品可能大规模退出中国市场，之后双方都必须寻找新买家和卖家，各自进行内部供求结构大调整。由于中美都是国际顶级大卖家和大买家，两家供求变动，势必引发全球供应结构联动，例如一些东南亚国家可能成为新的代工大国，一些南美国家可能成为大宗农产品出口供给国，等等。这种由高压关税引起的全球供应链非自然性扰动，是人为强制性扰动，中美两国都要付出很大成本。
中国的影响怎么样。根据最近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调研，在贸易高压关税下，对美出口企业出现几种不同情况：一些早已完成产品转型升级和品牌坚硬的企业具有充分抗压能力；一些在美国市场扎根深厚的企业实现双方分摊费用共度难关；也有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订单大幅下降，利润摊薄甚至为零，筹融资更加困难，开始裁员减产转移。从2018年以来广交会的情况看，很多中外进出口企业普遍持观望心理，致使外贸中短单总量增长，外贸长单增长明显下降。根据中国美国商会最近调查，贸易战导致41%左右的美国公司正考虑或已将工厂迁出中国，但愿意回到美国本土的不到10%。
特朗普用贸易高压关税迫使中国屈服，他真的有胜算吗？大量事实表明，这是非常冒险和难以持久的行为。特朗普团队的赌注是，中国会像日本、加拿大、墨西哥一样，在美国威迫下很快认输服软，订立城下之盟，接受关键条件。想不到中国根本不吃这一套，原则问题毫不退让。时间一长，特朗普的压力风险就会显露出来。首当其冲是他的大票仓美国农民吃了大亏，恳请政府尽快改变对华关税政策，一批同中国长期合作的美国大公司在国会强烈要求对华贸易和解，在2019年6月美国政府机构就对华3000亿美元加征关税的听证会上，314名代表中303名反对，占比96%，还有100多位知名学者联名写信给特朗普要求停止对华贸易战。
另一个突出压力来自美国消费成本。数据显示，美国低物价和低价位进口中国产品的相关度很高，美国居民消费的中国产品占比度很高，仅以美国销售的服装、鞋类和玩具类为例，中国产品的比例就分别为42%、69%和88%。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最新估算，特朗普政府多轮对华惩罚性关税，已让居民消费支出增加1060亿美元。中美贸易争端对增长的负面作用正在积累发酵，各种压力因素聚集到一定程度，特朗普就不得不被迫改弦更张了。
八、特朗普的孤立切割战略，目的是把中国科技企业挤出全球价值链
《行政管理改革》：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另一个重点是企业技术禁运，这方面给人的感觉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比较大，我们吃的亏也比较多，好像应对起来难度也比较大，是不是这样呢？
韩康：完全对。特朗普的企业技术禁运，说到底是一种切割孤立战略，目的不但要把中国高科技企业挤出美国体系，也挤出发达国家体系，最终挤出全球价值链体系。根据我的观察，这种切割孤立战略看似只针对个别企业如中兴、华为，实则有整体布局，周密筹划、循序推进、精准打击、分类实施。我们要认真对待，这方面的研究更需加强。
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封杀，首先是2018年对中兴公司实施“拒绝令”，2019年又将华为及其70家附属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从“拒绝令”“实体清单”“未经核实清单”等出口管制制度，到对企业的第三方监察官制度，有一整套科技禁运的管辖规则体系。
特别要注意的是，2018年底美国商务部发布通知，向公众征求对14大类47项关键新兴技术出口管制的意见，内容几乎囊括所有重要科技前沿领域，提出这些技术及相关产品一旦被判定影响国家安全就会被纳入出口管制清单。该清单的针对性虽未指明中国，但认真研读就不难发现，清单内容非常精准地瞄着中国发展的关键新兴技术领域，如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量子计算、机器人等，如果真的在这些领域把我们切割孤立起来，问题就可能比较严重了。
《行政管理改革》：中国是美国科技企业的大客户、大买家，特朗普这样干，难道它的高科技企业就没有损失吗？
韩康：当然有很大损失，这样搞一定是两败俱伤。对美国来讲，企业市场销售的损失会很严重，高通、博通、美光等核心科技公司来自中国的收入占比高达50%以上，2018年苹果公司200家最大供应商中有41家是中国企业，美国只有37家。美国企业少了中国的大东家大订单，对其运营绝对是大利空。美国技术管制方案向公众公布当天，苹果、亚马逊、谷歌等科技巨头的股价就应声下跌均超过3%。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企业失业增加，市场委顿，损失面一定兜不住。
九、特朗普搞切割孤立战略，对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影响会很大
《行政管理改革》：美国政府通过严格技术管制，意在对中国高端技术企业进行全面封锁，把中国高科技企业挤出美国和发达国家体系，最后挤出全球价值链体系，这样做，您认为对中国科技创新发展会有多大影响呢？
韩康：我个人认为影响可能会很大。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发展创新，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是很多中国企业向全球新兴技术领域冲击登顶的时期。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全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怎么解释？依我的看法，这个大变局的最基础变因，就是来自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社会生产方式变化，有可能像蒸汽机和电气的发明使用一样，最终成为现有人类生产方式的另一次深刻革命。
恰逢其时，中国发展进入改革开放后第二阶段，经济转型升级，互联网领域获得突破式发展，华为、大疆等一批企业在5G、无人飞机等新兴技术领域进入全球前沿，某些方面居于领先。综合而论，中国正在积极储备宏微观条件，国家与市场多方发力，力争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成为成功抢滩的国家之一，成为全球技术和产业创新的强国之一。这样一个宏大的创新发展战略，如果假以时日，没有重大内外干扰，按照既定路线走下去，再有15到20年左右时间，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然而很不幸的是，美国智库机构也看到了这个可能性趋势，它的分析结论是，如果中国由此路径发展，很可能改变美国在全球科技与产业创新中的强势地位，由一国独强变为两国争强，进而改变美国主导全球政治经济的版图。这个分析结论，是美国政治家绝对不可接受的。更加不幸的是，美国的智库也看到了中国新兴技术发展的“软肋”，即缺乏关键性原创技术，很多尖端产品不能生产，需要美国企业大量持续供给。特朗普团队正是由此下手，对中国企业进行技术封锁，积极拉拢日欧国家，试图形成对中国企业围堵的国际合作圈。
美国这样干下去，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呢？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如果美国真的对GPU等高端产品全面停售，不但该领域的硬件设备和持续生产会遭遇重大困难，更重要的是在软件及其生态方面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中兴公司曾经出现过短期休克。华为凭借自己的战略技术储备，用独立开发的鸿蒙系统替代美国封锁的安卓体系，显示了超强科技创新能力，在全球独领一面。但是，任正非自己也承认，同苹果操作系统或安卓相比，华为缺乏良好的应用程序生态系统，而正是这个良好的应用程序生态系统，是所有开发活动中最为复杂浩大和最难搞定的东西。华为面临的更大挑战是，鸿蒙系统即使在中国充分普及并建成中国自己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能在中国境外的其他国家延展吗？这个以中国为边界的生态系统同国际领域更加宽广的生态系统怎样共生共存？如果两个系统竞争将是非常激烈的，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探索。
我相信特朗普的切割孤立战略不可能改变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大趋势，但一定会给这个过程增大难度，拉长时间，比如可能迟滞10到15年。特朗普团队的智商并不低，知道美国也要付出不菲代价，他们的算盘是，用美国短期市场盈亏换取中国长期发展损失，算总账划得来。当然，特朗普不可能永远站在台上，其政策举措也并非不可能发生变化，重要的是，遏制中国科技创新发展已成为美国政治界的主流战略选择，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无论实施这种战略采取激烈方式还是温和方式，核心内容都不会变。
十、客观认识中国在全球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中的水平地位
《行政管理改革》：可能会有很多人不同意您的看法，不相信美国遏制战略会对中国科技创新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任正非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提出，在5G、光传输、核心网、接入网上不会受美国影响，在光系统上远远领先世界，不需要美国任何帮助，在5G上领先世界至少两三年。美国国防部2019年的报告也承认，中国在5G开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您怎么看呢？
韩康：现在有不少人对中国科技创新发展水平评价很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在新一轮全球新兴技术与产业发展中，中国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其中人工智能和网络领域居于全球领先。对这种分析研判，我持保留意见。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有活力、有亮点、有突破，在个别部门进入领先行列，但无论是在基础创新还是整体创新水平方面，同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很大差距，还没有哪个领域真正做到领先。
我们以呼声最高的5G为例。5G是一个大量技术的集成体，也是一个互联网发展的巨大生态系统，更是一个大规模的市场应用过程。5G作为一个完整的技术和产业形态，分为技术设备，基础设施和市场应用三个层面。中国的领先主要在基础建设、市场规模应用和产业集成水平方面。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10亿级用户同时在线的单一市场，谁也比不了，但要知道，5G领域的一些核心技术和掌握产业主导发展的东西，是芯片和终端操作系统，在这方面美国独占鳌头，垄断地位难以动摇，我们的整体差距还很大。
再看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已有规模可观的数据资源和工程师队伍，依靠这种规模效应，从工程视角看某些领域已接近世界水平，从技术视角看有重要进步，但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就会发现有很大差距。科研能力最厉害的是原创能力，只有原创能力才是领域发展的支撑点和引领力量。人工智能领域的原创成果，都是美国人做出来的，人工智能领域图灵奖得主11人中有10个美国人，1个加拿大人。中国人工智能研究者的论文数量和平均引用率很高，但单篇最高引用率同世界差距很大，该指标恰恰反映了原创能力水平。
5G和人工智能，还只是当前全球技术与产业创新浪潮的一部分，我认同这样的评价：在科技的绝大多数领域，中国依然处于模仿与跟随阶段，美国在整个高科技领域至少引领了半个世纪，今天在整体实力上也一马当先。这样的分析评价绝不是贬低自己，而是全面客观认识自己，搞清中国在全球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中的实际地位水平。
中国是一个13多亿人的后发大国，一旦真正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必定将产生惊天动地的历史影响；中国又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某些行业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搞出名堂，出现突破，会不断发生，但是要做到以科技创新支撑国家主流产业体系，带动引领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是难度非常大的事情，恐怕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行。中美贸易争端让我们更加认清，中国成为科技创新强国需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十一、全面融入全球创新发展体系，是打破技术禁运最佳方法
《行政管理改革》：美国对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实行技术禁运后，国内有一种反思观点认为，中国企业科技创新过度依赖国外，过度依赖发达国家高端企业的产品进口，自主创新严重不足，今后应该集中资源，加大投入，构建不受制于人的中国科技创新发展体系。这是我们的方向吗？
韩康：这个观点大致不错，但什么是不受制于人的中国科技创新发展体系，需要完整理解。在经济全球化下，科技创新发展也是全球化的。为了从根本上打破美国技术禁运，我们是否可以设想系统性的另起炉灶呢？即从基础研究、设备制造、硬件生产到产业生态系统，统统独立开发自主创新，进而同美国领先的全球主流科技创新体系相抗衡？有效性存疑。在全球新兴技术与产业创新主流体系中，每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活动，无论水平高低，都实际上同这个体系发生联系，并在其错综复杂的分工结构中占据自己的位置，或高或低，或大或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现在，中国企业的科技创新早就深深楔入全球体系的分工结构之中，以华为和美国科技企业的合作关系为例，后者供应产品主要是内存、存储、芯片、电路设计、自动化、电缆和连接器等等，合作企业不但有因特尔、甲骨文、高通、博通、赛灵思、西部数据、希捷等一批著名大型科技企业，还有一大批分布美国七个州的小型技术公司，产品采购总额高达数百亿美元。离开现有合作体系，华为想另起炉灶，完全另搞一套，有可能吗？特朗普越要搞切割孤立战略，我们越不能上当，越要紧紧地贴上去，在全球新兴技术创新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特朗普想把中国科技企业从美国挤出去，从全球主流科技创新体系挤出去，很难实现。这是因为，市场机制和资本利益的力量太强大了，让所有美国科技企业都听特朗普的招呼，为了“政治正确”而放弃市场盈利，短期可以，长期无法做到。最近美国内政部宣布，经过对大疆无人机技术长达15个月的严格评估，没有发现任何违规行为，企业管理和产品的所有指标都符合该部门技术与风险等全部要求，同意内部使用大疆无人机产品与系统，这里也有美国合作企业大力游说的因素。在如此严苛的环境下，美国政府部门居然同意继续同中国高科技企业合作，这里的启示是，企业全面深入参与全球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寻求多元化市场合作伙伴，产品和服务过硬，企业市场行为严格规范，强大的市场机制和资本利益的力量是要最终发挥作用的。
十二、在未来“全球多元化科技强势集团”中占据中国位置
《行政管理改革》：美国最怕中国成为未来全球科技与产业创新的强劲对手，最怕某一天成为压倒自己的创新领军国家，请问中国真的有此可能性吗？真的有可能在科技创新中成为同美国并列的全球两强之一吗？
韩康：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值得思考。这个问题换一个说法就是，在未来全球技术与产业创新大趋势大格局中，中国应该和可能占据什么位置？
有很多信息表明，以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标识的所谓全球第四次产业革命，涉及领域空前宽广复杂，竞争非常激烈，美国已经发展领先，但并没做到全面领先，更没有绝对领先，欧盟国家从未放弃并列领先的努力，一些后发国家也在力争有所突破。我的观察，未来第四次产业革命，很可能没有一个超级优势国家，而是由若干个国家形成“全球多元化科技强势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可能来自发达国家，也可能来自后发国家，每个集团成员都各自占据不同行业的创新领先地位（垄断地位），形成平等合作互补关系。有资格进入科技强势集团的国家必须在重要领域拥有强势产品，一是该产品具有行业压倒性技术优势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业内其他主体短期内无法赶超。二是产品自主生产，关键技术与部件不受制于人。美国就有不少这样的强势产品，例如英特尔、高通、博通等企业生产的芯片及制造设备，独占市场，独领前沿，是其他国家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无法企及的。
在未来“全球多元化科技强势集团”中，中国应该有自己的位置，登堂入室占有一席之地。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有没有一批重要前沿领域的强势产品。在目下国内新兴技术与产业发展大潮中，我们也有很多热度不低的领域和产品，如机器人、芯片制造、智能汽车等等，但强势产品不多，即使是华为和大疆的一些尖端产品，也无法满足强势产品的第二个条件，关键技术与部件不受制于人，不能算真正的强势。未来我们需要进一步选准相关领域产品，集中资源、规模投入、深入研发、精度生产，达到国际顶级水准，为中国最终进入“全球多元化科技强势集团”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能够进入“全球多元化科技强势集团”，成为其中一员，已经是相当高的目标。谋划未来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目标不能设定太高，摊子不能铺陈太大，我们争的不是全面领先，更不是火车头，而是扎扎实实的科技强势集团成员之一。现在学界有人提出，近代以来世界科学中心第六次大转移的地点将是中国，前五次分别是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未来我们很可能替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科学中心和引领未来全球技术与产业创新的国家。这个观点勇气可嘉可赞，但可信度存疑，不足为鉴。
十三、中美贸易争端后续：三个研究探讨问题
《行政管理改革》：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中美贸易争端，您认为今后有哪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
韩康：我认为有三个问题需要研究探讨。
1.怎样积极适应相关国家的管理管制法规。特朗普滥用美国管制法规对中国企业技术禁运，当然无理之极，但从总结经验的角度看，我们到底对这个管理管制法规了解多少。美国负责出口管制有一个复杂体系，包括国防贸易管制局、商务部和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管制条例各有细则，内容多，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形成一个严格的立体式管制规则体系。在这方面，国内的研究基础比较薄弱，专业人才很少，导致很多出口企业和相关国家管理管制法规的信息不对称。中国企业要在国际市场进一步施展，是否应该把合规文化作为企业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呢？
2.中国制度特色如何和国际市场规范融合。在中美贸易争端中，美国（还有欧盟国家）抵制中国企业一个最要害的东西，就是中国企业和国家的深度关系。不管主流发达国家怎么批评批判，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不变，坚持政府对国有资本和企业有效管理不变，坚持所有企业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不变等等，这没有问题。但是，具有制度特色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活动中，又必须严格遵守国际通行的市场规则，这些规则并不能够全部容纳中国企业的制度特色，有些甚至是顶牛的，怎么办？
3.中国科技创新战略是否可以考虑增加积极跟随的内容。要做到引领全球技术与产业创新，充分必要条件是科技原创力强大，进而创造原创力的顶尖科技人物可持续产生。这种条件需要特定的制度文化环境。美国有这样的条件，中国没有，绝对不是源于制度文化本身的优劣，而是特定历史发展的某种耦合，这种历史耦合很难由国家强制组合。中国的科技原创为什么一定要以美国为标杆？一定要在顶尖科技人物上赶超美国？中国人学习、模仿、跟随能力很强，只要有人开头，就能很快跟上去，开始可能是低水平的学习、模仿、跟随，但往往最后能跟得上，跟得好，有创新。中国科技创新的发展战略，是否可以考虑增加积极跟随的内容，这种跟随战略可能是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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