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近百位来自美国各界的重磅人物近日向白宫和国会提交的一封题为《美国与中国为敌——事与愿违》的公开信在《华盛顿邮报》发表，公开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陷于失败”，不仅直接导致中美关系螺旋式下降，而且效果事与愿违。

2017年，高喊“把工作带回美国”的特朗普击败美国政坛老将希拉里入主白宫，随即屡屡挥舞关税大棒四面出击，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多国掀起贸易摩擦，意图重塑美国制造业的优势。一时间，“重振美国制造”的呼声似乎真有成为现实的可能。

如今年过半百的美国大叔道格拉斯·克拉克，就是曾想一心振兴美国制造业、并为特朗普上台感到鼓舞的一名企业家。但克拉克很可能不曾想到，对华挥舞关税大棒，不断喊着“要把工作带回美国”的现总统特朗普在带给他短期的希望后，连累着他自己都要为特朗普失败的对华政策买单。

就在不久前，为重振美国制鞋业奋斗数十年的克拉克最终没能等到“工作机会重返美国”的那天，被迫出售了自己的工厂。

克拉克的故事要从30多年前说起。

上世纪80年代初，当克拉克刚走出象牙塔时，如今被称为“铁锈带”的美国东北部有着超过1.5万家制鞋工厂。

当时，克拉克刚从新罕布什尔大学毕业，就入职耐克公司，成为实验室的一名技术人员。在那里，克拉克学习了一针一线、以及每一点设计的微调会如何影响鞋子的行动力和舒适感。

但是，由西方主导和力推的全球化很快颠覆了克拉克所熟悉的世界。在资本逐利性的流动中，美国本土鞋厂纷纷倒闭或转移。短短30年后，整个美国如今只剩下200余家制鞋工厂。

对于克拉克来说，那时最让他难过的时光就是眼看着美国的制鞋业在东北部地区“蒸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因为美国劳动力成本高涨，这些制鞋工厂大规模转移至亚洲，成为规模空前的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今，在美国超市和商场里销售的鞋子中有99％是进口的，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国。尽管中国近年来所占的份额从90%下降至70%左右，但中国仍然是美国鞋及其配件的主要来源——这就是许多美国鞋业公司一直反对特朗普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的原因。

然而，自走出校园就在制鞋业打拼的克拉克对这一行业有着特殊的情感。虽然美国本土的制鞋业迅速凋零，但他一直在制鞋行业打拼，先后为耐克、匡威、锐步等行业大腕工作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亚洲地区生产成本上升、美元加速回流，“美国制造”逐渐重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让克拉克看到实现心愿的希望。当年，克拉克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新英格兰制鞋公司，力图重振美国东北部历史悠久的制鞋业。而他收获的第一笔先期投资，甚至就来自于中国。

显然，一生都在制鞋业打拼的克拉克，希望借机复兴家乡的制鞋业。

2013年，克拉克带着他的12名员工搬到了新英格兰制鞋公司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总部。新的总部面积近1000平方米，办公室和仓库俱全。

2013年，克拉克在美国本土新建制鞋工厂的努力引起众多美国媒体关注，图为克拉克在当年接受CNBC采访

当时，克拉克估计新厂需要大约200名工人——这在制鞋企业雇员普遍不足10人的美国，可以说是带动就业的庞大力量。克拉克那时的目标是在2017年以前将公司在中国一半的生产量移回美国，并最终将整个生产都搬回美国。

克拉克当时信心满满，他认为，借助生产工艺的革新与步骤的简化，以及自动化设备的发展和普及，新英格兰制鞋公司的生产效率完全可以升级，从而使美国国内的制鞋成本和使用亚洲廉价劳动力制鞋的成本持平。

克拉克2013年在中国表示，美国的制鞋公司付给员工的工资是一年3万美元左右，远远高于中国鞋业当时4500美元一年的平均工资水平。但他强调，更好的生产方式能够降低成本，从而能发给美国工人高工资。

但是，相比于克拉克这样热衷于“美国制造”的急先锋，绝大多数的美国制鞋巨头选择了观望，或者将生产制造转移至南亚、中美洲等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地区。

“我们也希望能在美国生产鞋子。”纽约时尚品牌史蒂夫·马登(Steve Madden)的首席执行官罗森菲尔德表示，但是“很难想象我们能以现在的（低廉）价格在美国生产产品。”

由于全球产业分工的影响，在过去数十年，大多数制鞋公司已将其美国业务转向利润丰厚的设计和营销，而将切割、粘合和缝合等利润微薄且不利于环保的业务转移至海外。

“在美国，鞋厂需要为员工每小时支付12美元，再算上福利，每小时的成本达到16美元，相比之下中国鞋厂每小时的成本只有3美元。”美国鞋业零售巨头狐狼世界（Wolverine Worldwide）表示，“在经过批发和零售环节后，成本又翻了两番，一双鞋在美国和中国的价格差高达50美元——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很难找到生产鞋子的商业动因，当然满足军用的鞋厂除外。”

目前，美国本土还在运营的200多家制鞋工厂多服务于美国军队。弗吉尼亚州卡普斯鞋业公司的老板汤姆·卡普斯就是其中之一。卡普斯说，根据工厂的工作量，他雇用了125到175名工人。

尽管如此，这些“残存”的美国工厂还是面临着两大挑战：充足可用的技术工人，以及廉价可靠的零件和材料。

近年来在国内十分受欢迎的新百伦（New Balance）仍在美国保留一些运动鞋的生产线。但由于美国的供应链并不完整，该公司必须从中国等其他国家获得必要的零部件来维持生产。这是因为，随着美国制鞋业在二三十年前的大量转移，服务于该行业的产业链——如小金属孔眼和彩色皮革等供应商——也随之漂洋过海。而在美国本土，许多鞋厂则变成了仓库和办公室。

此外，越来越少的美国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这些美国鞋厂的管理层表示，尽管他们仍经常招人，但是很少有40岁以下的人投简历。此外，由于鞋厂的工作很容易导致关节炎一类的疾病，现在的工人也大多不想自己的子女再重复同样的工作。

1990-2018年美国制鞋业就业人数变化

克拉克坦承，工人们都希望能够往产业链的上端发展——可以坐在安静的实验室里，而非站在生产线上机械式地劳作。

但是克拉克仍一度抱有期待。

一方面，他希望能通过媒体宣传，将制作鞋子的复杂工序呈现给大众，以类似“工匠精神”般的美感和本土情怀促使美国人愿意为“美国制造”掏更多的钱。

另一方面，他尝试简化制鞋的工序，并越来越多地运用人工智能等自动化设备。他说，也许未来的制造业取决于“市场所在的地方，而不是劳动力所在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近3年的时间里，特朗普的上台一度带给他希望。

2017年，上台伊始的特朗普就提出“制造业回流”，要改变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现状，以履行他对选民“将工作带回美国”的承诺。除了屡屡出台霸凌式的政策法规，挥舞关税大棒外，特朗普还经常呼吁“不想支付关税的”本国投资者或企业主把工厂迁回美国。

当然，身为商人的克拉克可能不会过多地考虑政治。重振“美国制造”在美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热话题，不仅是因为以“铁锈带”为代表的部分未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群体的不满，更有美国部分对中国迅速发展感到恐惧的精英阶层的推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重振“美国制造”事实上很早就超出了单纯的经济内涵，带有鲜明的大国竞争的色彩。也正因如此，美国社会高度割裂的两个群体罕见地在对华政策上取得了所谓的“共识”，而这种共识也为“江湖草莽”特朗普的异军突起和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强硬奠定了基础。

但是，这种无视客观经济规律和各方对中美关系诸多期待的、纯粹出于想象中的恐惧、带有泄愤和民粹色彩的“共识”很快便受到遍及美国国内和全世界的批评与挑战。

就在5月，众多美国鞋厂联合起来表达了对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不满。毕竟，美国每年从中国进口超过20亿双鞋，也很难找到像中国这么完整的供应链和庞大的劳动力市场。

美国鞋业经销商及零售商协会会长马特·普里斯特表示，当听到有人建议他们应该在美国或者海外其他地区寻找货源，就好像按一下开关就能做到时，“我们都有点为难”。

昨天，由美国5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包括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成、前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前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内）领衔撰写，并得到95位来自美国外交、学术、政军商各界的知名人物联署的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会议员的公开信，则从7个方面详细论述了特朗普寻求与中国对抗的政策为何不符合美国利益，为何只能适得其反。

董云裳，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在美国国务院工作了30年，负责东亚和亚欧大陆事务，于去年7月退休。退休前，她主导美国国务院的东亚政策制定。董云裳是职业外交官，能讲流利的中文并熟悉俄语，她长期涉猎美中关系等重要外交事务，曾被派驻中国等地就职，被认为是传统上经验丰富的建制派人士。

董云裳

傅高义，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汉学研究学者，精通中文和日文。撰有《邓小平时代》《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年）》等著作。他1961年开始在哈佛学习中文和中古历史，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1972年他作为费正清的继任人，成为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二任主任。1998年被选入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一直是受中国政府重视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

傅高义

这些来自美国各界的精英旗帜鲜明地表示，不存在一个“支持对中国采取全面敌对立场”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他们既不认为中国是一个经济上的敌人，也不认为中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需要美国在每个领域都去对抗。

对于美国将中国视为敌人并将之与全球经济脱钩的做法，他们表示，这会损害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损害所有国家的经济利益。美国的反对不会阻止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中国企业的壮大，美国也不可能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显著减缓中国的崛起。如果美国迫使其盟友将中国视为经济和政治敌人，它将削弱与这些盟友的关系，最终可能会孤立自己，而不是北京。

这一判断可能令一些美国人士不满，但却是客观务实的分析。克拉克曾与不少支持特朗普对中国打贸易战的美国人持有相似的看法，认为关税战可以限制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将成为重振美国许多流失的制造业的关键。

但实际上，在全球化的深度与广度都前所未有的今天，哪怕是像耐克和阿迪达斯这样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注重新技术开发的制鞋业巨头，仍然严重依赖美国之外的工厂和工人。

首先，机器人仍不够灵活，它们无法注意到产品中的瑕疵，更不具备人类的审美能力，无法理解时尚的内涵。其次，人工智能等自动化设备仍旧非常昂贵，进展远比预期要慢。

因此，在特朗普上台不到三年后，克拉克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被迫在不久前将他的工厂出售给一家熟悉机器人问题的技术公司。如今，克拉克的工厂已经关闭，数年的努力终成镜中月，水中花。

他说，他曾希望能够重振美国的制鞋业。但讽刺的是，他现在却在房地产。

（文中图片来自GJ、东方IC及网络）

深海区工作室杨一帆

编辑：王若弦 李争